您现在的位置 : 澳门德晋集团官方网站>德晋平台注册开户>god在线娱乐-国共秘密谈判,蒋介石怼张学良:只许我通共,不许你通共,张被激怒

god在线娱乐-国共秘密谈判,蒋介石怼张学良:只许我通共,不许你通共,张被激怒

2019-12-27 14:46:12    点击: 4976
内容摘要:蒋了解到苏联方面希望国共合作的意图,试图通过共产国际压制共产党在合作中让步。蒋在会见中要求苏联与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以便国共和谈;鲍始终予以拒绝,甚至明确宣布不介入。蒋竟强词夺理地说:“只许我通共,不许你通共。”因此激怒了张学良,迫使其发动“兵谏”。秘密谈判期间,中国共产党为促成二次国共合作,实现“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god在线娱乐-国共秘密谈判,蒋介石怼张学良:只许我通共,不许你通共,张被激怒

god在线娱乐,文|黄金生

1936年1月4日,《救国时报》(1935年11月,《救国报》突然被法国当局勒令停刊。后经吴玉章等人的努力,更名为《救国时报》重新登记出版)又以“第二次国共合作有可能吗?”的醒目标题,首次倡导第二次国共合作。这表明,此时中共已经积极开展争取南京政府上层人士的工作。而与此同时,国民党的政策也有所变化。

华北事变也直接威胁到南京政府的存亡,“若干其他帝国主义为了它自己的利益,也暂时地赞助中国的统一与和平”。蒋介石在关系南京政府存亡的抉择面前,在对日交涉中采取较前强硬的态度,并制订了三年国防计划,准备抵抗。对内,想用“软”的一手,“收编”红军,“招抚”共产党,以实现“安内”。

邓文仪

就是在此背景下,国共开始了秘密接触和谈判。1936年1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王明和潘汉年与南京政府驻苏联大使馆武官邓文仪在莫斯科会面。邓文仪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担任过蒋介石的侍从秘书。1935年4月任驻苏联大使馆武官。蒋之所以选择邓文仪,因为邓与王明的同学关系。蒋了解到苏联方面希望国共合作的意图,试图通过共产国际压制共产党在合作中让步。

1936年春,邓文仪按蒋的旨意同王明接触,提出了三项条件:一、取消中国苏维埃政府,其所有领导人和工作人员参加南京政府;二、改编中国红军为国民革命军,因为同日军作战必须有统一指挥;三、国共两党间恢复1924—1927年存在的合作形式,或任何其他形式。在此情况下,共产党继续独立存在。邓还提议改编后的红军可开到内蒙古前线抗日,或划给西北部分区域作为红军的基地。但不料谈判期间,蒋突然回电令邓文仪停止与王明接触,立即赶赴柏林。这使王明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他当面责问邓,是不是根本就没有什么谈判,没有什么蒋介石的委托,一切都是“在耍手腕”?其实邓文仪也深感错愕,不知道其中的内幕。而真实原因是1936年1月22日蒋介石与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的一次会见。蒋在会见中要求苏联与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以便国共和谈;鲍始终予以拒绝,甚至明确宣布不介入。蒋见指望苏联压中共和谈已经不抱希望,认为与王明谈判已无实际意义,于是,终止了这次接触。在蒋看来,与其通过共产国际,还不如利用红军的困境,直接在国内找中共中央直接进行谈判,也许会更容易些。于是,他委派陈立夫、宋子文等负责秘密与中共接触。

董健吾

宋子文方面找到的联络人是有“红色牧师”之称的董健吾。1936年1月,宋庆龄秘密约见董健吾,要他携一封重要信件到陕北面交毛泽东、周恩来。董为宋子文圣约翰大学同窗学友,此时在上海圣彼得教堂以牧师身份潜伏。为便于通行,还经宋子文给董弄了个国民政府财政部“西北经济特派员”的头衔,并化名周继吾前往。1936年2月下旬,董健吾到达陕北。毛泽东表示“十分欢迎南京当局觉悟与明智的表示,为联合全国力量抗日救国,弟等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毛泽东还提出“停止内战”“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等五项条件。蒋介石却只想收编红军,不同意政府改组和组织“联军”,双方所提的条件差距甚大。

陈立夫找的秘密联络人是曾养甫。曾养甫当时任国民政府铁道部政务次长,他委托既是老同学又是下属的谌小岑负责与共产党打通关系。谌小岑早年是天津“觉悟社”成员,与周恩来、邓颖超交往颇深。后因政见不同而分手。谌小岑领命,立即写信给朋友、时任北平中国大学历史教授的吕振羽。吕接信后,立刻转给中共北平市委宣传部部长周小舟。周小舟又将情况向中共北方局做了汇报。北方局决定派周小舟、吕振羽到南京与国民党谈判。1936年1月,周小舟到达南京与曾养甫谈判。谈判并不顺利,中共方面要求国民党当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开放民主,承认苏区合法地位;国民党方面要求中共军队接受改编,最终因分歧太大而终止。

在与周小舟谈判的同时,曾养甫还筹划打通与中共中央的直接联系。他请在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任职的中共地下党员左恭出面物色一名赴陕北的信使。左恭推荐了张子华。张子华曾担任中共上海临时中央组织部秘书,临时中央被破坏后,他仍留在上海坚持秘密工作。这样,张就作为国民党和共产党双方的使者前往陕北。临行前,曾养甫再三嘱咐,此行乃绝密行动,务必谨慎。张子华滞留西安时恰巧遇到同样前来谈判的董健吾,他们分别来到张学良官邸,请求张提供援助。张、董原就认识,此时不期而遇,惊异之余,也只好装作互不相识。在张学良“介绍”之下,互相寒暄。1936年2月底,张子华和董健吾乘张学良提供的飞机前往陕北并同时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当然,二人都不知对方此行的目的。

曾养甫

因此,张学良从中知道蒋介石与共产党秘密谈判的事实,所以蒋介石到西安督战时,问及张学良有无与中共要员会面时,张坦然承认,并反问蒋介石:“年初委员长不是派人去陕北苏区吗?”蒋竟强词夺理地说:“只许我通共,不许你通共。”因此激怒了张学良,迫使其发动“兵谏”。

张子华单独向在瓦窑堡留守的博古做了汇报,又赶赴前线向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汇报。3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山西前线召开扩大会议,讨论与国民党联络、谈判问题。从此张子华数次往返于国共两党之间,传递信息。经过半年左右的沟通,中共中央确信国民党对谈判颇有诚意,遂决定派由莫斯科回国的潘汉年前往上海。张、董二人的使命随之结束。

秘密谈判期间,中国共产党为促成二次国共合作,实现“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方面不断调整对蒋政权的策略方针,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1936年4月9日,毛泽东、彭德怀致张闻天的电报指出:“目前不应发布讨蒋令……中心口号在停止内战。在这个口号之外,同时发布主张内战的讨蒋令,在今天是不适当的”,“我们的基本口号不是讨蒋令,而是抗日令。” 同月25日,中共中央还发表了与该电报精神一致的《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不久,中共方面就停止了“反蒋”的宣传,5月5日,在《停战协议和一致抗日通电》中指出:“国难当前,双方决战,不论胜负属谁,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而为日本帝国主义所称快。”为保存国防实力,团结抗日,党中央停止了红军的东征,不再称蒋介石为“汉奸”“卖国贼头子”,而称“蒋氏”“蒋介石氏”,也不再提“反蒋”“讨蒋”,而是促进蒋介石氏的“最后觉悟”。

福建十一选五开奖结果